大唐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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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生命科学领域出了个爆炸性消息，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来了。
5月15日，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称，研究人员成功为一名患有氨甲酰磷酸合成酶1（CPS1）缺乏症的婴儿实施了定制化基因编辑治疗。
CPS1缺乏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发病率约为每80万至130万名活产婴儿中有1例。
患者体内的CPS1基因出现致病变异，使得作为尿素循环速控的氨与二氧化碳氨化合生成甲酰磷酸的化学反应无法完成，最终出现不同程度的高氨血症、代谢性脑病及肝病。
患者可能在任何年龄段发病，但如果在新生儿期就发病的，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高，50%的人无法活到成年。且现有治疗手段有限，神经系统预后仍不理想。
△ 患儿KJ Muldoon近影（来源：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该研究中提到的患儿叫马尔多恩（KJ Muldoon）。他出生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嗜睡、呼吸窘迫、肌肉僵硬等症状。血检提示，他体内的氨含量达到危险水平。
研究人员通过基因测序，仅用1周就确认马尔多恩携带源自父母双方的基因突变，诊断为CPS1缺乏症。
5个月大时，马尔多恩被列入肝移植名单。据美国相关规定，需满1岁或达到一定体重才能做此类手术，但医生判断他可能等不到那时候了。
研究团队迅速开发了一种靶向突变位点的腺嘌呤碱基编辑器大唐资本，并将其以mRNA的形式包裹在脂质纳米颗粒中，通过静脉注射递送至马尔多恩的肝细胞中。
随后碱基编辑器会被引导至变异基因处，直接修改单个碱基，纠正致病的突变。
目前马尔多恩共经历了3次基因编辑治疗。监测数据显示，他的血氨浓度、谷氨酰胺水平、尿氨酸水平等均向正常范围回落。肝功能指标虽有轻度波动，但未见严重不良反应。神经系统也没有出现进一步损害。
虽然现在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大量迹象表明马尔多恩比治疗前已有明显好转，这一研究也算是为开发罕见病“个体化（N-of-1）疗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借鉴。
然而，这项技术和此前众多基因编辑技术一样，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在同期的社论中，有科学家指出：这项研究固然是罕见病个体化治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对于此类早期干预措施所依赖的证据标准，我们仍需保持高度谨慎。
这项研究是多个团队合作的结果，既有专业的医生、基因编辑领域的大拿，也有多家不同地区的生物制药企业参与。而且这项治疗最终能实施，还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参与，仅用7天就批准了临床申请。
其背后付出的经济代价难以想象，这也是目前基因疗法普及的阻碍之一。很多人担心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基因编辑疗法背后的技术和伦理问题也饱受争议。
虽说这项研究带来了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但“基因编辑婴儿”这个词的出现，可能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和这次不一样的是，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是针对胚胎的，并号称“让那些感染艾滋病毒的夫妇有机会生一个能免于感染艾滋病的孩子”。
学术界和法律界的共识是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贺建奎做法不仅违背科学伦理，且之后相关信息显示，该基因编辑还出现了脱靶现象……
即便没有脱靶，彼时贺建奎宣称的让胎儿具备“抗艾滋”能力的CCR5基因也仅对某一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效，并没有当时宣传的那么神。
贺建奎因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事件也再次给科学界敲响了伦理的警钟。
华大伦理课的第一句话：“没有科技的人文可能是愚昧的，但没有人文的科技一定是危险的”。
基因编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治疗疑难杂症，也可能带来巨大的伦理道德危机，甚至可能成为一些人的沽名钓誉工具。
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工具虽好，如何使用也很关键。
对待科技我们始终要保持敬畏，向上、向善，毕竟科学和技术只能决定人类奔跑的速度，而爱而文明而悲悯，才能决定我们奔跑的方向。
此外，在这场革命性的医学案例中，我们既为马尔多恩的命运转折欢欣，也要清醒认识到前沿科技的双刃剑本质。
它时刻提醒我们，科学探索既要保持开拓者的勇气，也要恪守登山者的谨慎——毕竟，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最深刻的教训，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对错，而在于逾越科研伦理红线带来的系统性信任危机。
真正决定技术善恶的，也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移液枪，而是研究者心中那杆衡量生命尊严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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